刘纹虎的小屋

 

我们必须在这些繁乱的光之中做出选择，就是那些做出或没有做出的选择，最终成为了我们的一生。
配图 |《开往春天的地铁》剧照






2008年夏天，正在读大三的我作为奥运志愿者被分派到一家比赛场馆的语言服务组。小组一共十来个人，大都来自北京高校外语专业的学生，涵盖了六七个语种，负责在比赛期间给场馆内提供翻译服务。

第一天集合，组长让同学们分别做下自我介绍，互相熟悉一下。大家依次站起，每个人的爱好都大同小异，男生都无外乎足球、篮球、打游戏，女生则是时尚、歌舞、看美剧。

这时，一个有点腼腆的男生站起来，说自己叫江永，是新闻学专业的研究生，非常喜欢读时事评论，关心天下大事，尤爱阅读《南方周末》。

大家发出一阵略带夸张的“啧啧”声，像是钦佩，又似乎带了一点嘲讽。毕竟，在半工作半社交的场合，谈论现实总是安全的，谈论理想则难免让人感到有点做作。听到大家的嘘声，江永低下头去，脸红了。

然而，我却如同隐隐得到了某种鼓励，也站起来说：“我喜欢文学，特别是诗歌。”

大家发出了相似的笑声，只有江永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里温热。那一刻，我就知道我们会成为好朋友——我们都来自同一所学校，只不过在不同的专业，之前无缘认识。

大约是因为身上都有点二乎乎的理想气质，我和江永很快熟络起来，互相加了MSN好友。那时候流行写博客，我们都喜欢在MSN Space里写文章。江永的空间里有几十篇对时事热点的评论——看不出来，他外表温和，写起文章来却是另一番模样，揶揄讽刺，甚至有点毒舌。只不过这些文章篇幅都不长，行文有点随意，更像是倾泻式的个人抒怀。那时网友彼此访问对方的空间会留下“脚印”，所以有“踩博客”之说。从脚印里，我也看到，江永看了不少我写的诗。

有一晚的赛事激烈，拖到很晚，因为我们学校离场馆近，组长就把江永和我留下值班。忙完后，已经快12点了，公交末班车早就没了，大家口袋都没多少钱，舍不得打车，我正在发愁，江永却说：“我今天骑自行车来的，我带你回去吧。”

“好嘞！”我一踮脚跳到他自行车的后座上——后座上安着皮垫的，一般都是对女朋友特别细心的暖男。

满街灯火泛着橘红色的光芒，似乎夜晚的心还沉浸在白天的激动之中，不愿安眠。炎热散去，我把手臂伸开来，轻盈的晚风吹来，皮肤上涔涔的汗迹变成了清凉的小溪。我感到夜晚如此美好，青春如此美好——未来也会更加美好。

江永边蹬着车边说：“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时事记者——我觉得，最美好的工作就是那种可以无所顾忌、快意文章的——然后在北京买房，然后娶我女朋友，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你呢？”

听到“衣锦还乡”，我快要笑死了，觉得江永真是土得可爱。我迎着风，仿佛唱歌似的：“我的理想是成为著名诗人。” 





一年后，我俩毕业了。

彼时，金融危机的大震荡刚刚开始，应届毕业生找工作时一片哀鸿遍野，但我俩运气居然都还不错。

我在春节前就收到了一家大型国企的Offer，用我妈的话说，“祖坟上烧高香长了棵弯弯树，读成文学博士又有什么用，你就安安稳稳进去待着吧。”

江永临时起意去参加了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结果裸考考中了。公布政审名单那天，他决定放弃去上海参加一家报社的面试。

“恭喜啊！”我真诚地说。毕竟，谈论理想是一回事，找工作又是另外一回事。

“你不会觉得我是个理想的叛徒吧？”江永一脸认真地问，怕我不相信似的，“听说那个单位干上3年就会分房，我打算分到房之后就出来，做记者。”

我相信江永的话——2009年，北京三环的房价已经攀到了两万多，这对每个月生活费只有800块的我来说完全是天价，感觉这辈子都买不起。而江永是男生，压力肯定比我更大。

毕业前吃散伙饭，我们也没钱下馆子，就在学校地下食堂点了两份小炒——比起平时吃大锅饭，这也算是有仪式感了。吃饭时，我没忍住打听八卦，江永便对我讲了他的初恋故事。

江永老家在河北农村，母亲是乡村小学教师，父亲则有一搭没一搭地做点生意，家里还有个弟弟。

河北虽然和北京离得近，但大树底下不长草，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江永说，从小他就觉得北京像一个大火球，是他想象中最恢宏、最光亮的城市，但那种炙烤也令人害怕，好像河北的土都要被北京烤干了。这火球把他自己也烤得浑身炙热、嗓子发紧，每天早上晨跑的时候，他都会告诉自己：我要去北京。

当江永真的握着大学录取通知书、拎着行李来到北京时，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这个超级大都市仍然令他感到震惊和晕眩——在它的光华下，江永局促不安，感觉自己卑微得像只蚂蚁：自己的穿着那么土，英语口音带着纯正的河北土渣味儿，跟从小生活在大城市的同学相比，自己除了课本上的东西其他什么都不知道，更别提谈吐、见识、品位了——这些东西，甚至比兜里没钱更让人自卑和焦虑。

可他偏偏爱上了班里一个讲着一口地道美式英文的深圳姑娘。他给姑娘写情书，姑娘起先根本不搭理，写到第五封的时候，才被江永的诚心所打动，来跟他说话，语气有点傲慢：“我以后也不会留在北京，总是会回深圳喽。”

等本科毕业时，江永的女友早已打算好，读研究生不如早点积累工作经验重要，直接就工作了。江永心里很清楚，女友愿意留在北京，就是为了等他，但女友也说了，要有房子才结婚。

“我们为了房子的事，闹了好几次。你说我现在就一穷学生，哪来首付的钱？我是去抢银行还是去买彩票呢？”江永哀叹。

“那你去当公务员，也赚不了多少钱呀。还不如去家公司，也许过几年就是高薪了。”我说。

江永告诉我他的小算盘：要是和女朋友回深圳，他担心人生地不熟，更难立足。做公务员能解决北京户口，这样他就能劝说女友留在北京。

“而且听说过几年还能分房子呢。”他忍不住描述起了理想的中产生活，“我们有了房子，下班后我就开车去单位接她……”他一脸憧憬，好像幸福生活就近在咫尺。

我有点奇怪，江永这么理想主义气质的人，为什么会喜欢一个这么实际的姑娘呢，难道不应该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小仙女吗？

“你喜欢她什么？”我问。

江永想了一会儿：“她是我第一个喜欢的女孩子，你别看她嘴上势利，其实心里很单纯。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我带她去野三坡看星星，她感动得眼泪都掉出来了。这么多年，她无数次说要跟我分手，最后也没真的分开。”

江永沉浸在美好的回忆里，嘴角慢慢流露出笑意。忽然，他又想起一件很美妙的事，忍不住兴奋地说：“她穿衣服很好看，用我们老家的土话说，就是很洋气……洋气的感觉，你知道的吧？”





工作第一年，江永的MSN Space明显更新得慢了，内容也温和了很多。年度考核时，他被评为“优秀”，他不无自得：“优秀只有10%的名额哦，我们全处才评了两个人呢。”他还说，评上优秀，主要是因为处长非常赏识他，觉得他笔头功底好、很有思想。江永滔滔不绝，颇有些遇到伯乐的感念。

但更带给他职业荣誉感的是，这份工作会和媒体圈的人打交道，包括一些知名的记者、编辑，虽然他初入职场，但毕竟是“公家的人”，大家对他都很客气。

每次聊天，一说到媒体圈，江永都会显得格外兴奋。有一次，他一口气在MSN的聊天框里向我列举了四五个知名记者的名字，滔滔不绝地评述他们的报道特点和得失，像在进行激情澎湃的演讲。最后，他有点得意地说：“现在，我跟他们私下都认识。上次我去参加一个卫视的年会，还跟一个经常出镜的女记者合影了呢，他们的年会好气派啊，餐前小吃都是法国红酒加奶酪，让我这种最爱吃大饼的人情何以堪。”

江永的自嘲里无意识带着炫耀，但我心里并不以为然——认识名记者没什么了不起，自己写出好文章、让名记者真正尊重你才是真的。不过，看着江永兴奋的样子，我没有把话说出来，只是含蓄地问他：“最近有没有写什么文章？”

他说，没有，单位里无穷无尽的材料、报告、领导讲话稿、年终总结已经够他忙活的了。我隐约觉得江永对自己生活开始满意起来。想了想，其实这样也挺好。



过了小半年。有一次，江永在MSN Space里给我留言：“这年头还写诗，大概是一件可笑的事了。”

听上去，又有点自嘲的意味，又像是在嘲讽我。

聊了几句，他忽然非要请我吃饭。大家也还是没什么钱，就嘉和一品吧。

“干嘛要请我吃饭？”在粥屋一见面我就问。

“没事，好久没见了。”江永穿着黑色夹克，大大咧咧的驼色裤子，微微有了小肚腩，斜挎一个黑色背包，标准的公务员造型。

说了几句，我就知道他为什么要请吃饭了：他在单位里找不到人说话，憋了太久，简直要憋坏了。话匣子一打开，看上去沉默寡言的他立刻变成了话痨儿：

“体制里就是能者多劳，越是能干，领导就越是给你加码。刚开始我还没日没夜地写，领导觉得我好用，什么事都来找我，而那些资历老、混日子的老油条，领导也不敢把他们怎么样。我天天加班，周末也随时待命，像个提线木偶一样。跟领导抱怨几句，领导还觉得很诧异：你是不是去年刚评了优秀，就开始翘尾巴了？

“我们的头儿，李处长，他蛮好的，但是那个王副处长，实在是太讨厌了。以前是科员的时候，可是个老好人，天天自告奋勇给大家拿报纸，谁的忙都帮，连我们这些比他资历浅的小年轻都从不得罪，更别说领导了。可自从他当上副处长，对领导还是点头哈腰的，对下面这些科员，完全变了个人一样。那天他在那儿改稿子，张口就对我说‘诶你给我拿块橡皮擦过来’。我听了顿时火冒三丈，橡皮擦就在他对面桌子上，走两步就到了，你没长脚吗？大家都是同事，有必要这么发号施令吗？我没理他，站起来，出去上厕所了。

“还有处里那几个女的，每次局领导来视察，都莺歌燕舞地围着领导转，‘您饿不饿？吃点饼干吧！’‘哎哟您看您，最近又累瘦了，要注意身体。’我听了都快吐了，这么恶心的话，她们怎么能说得出口、还说得那么自然呢？真是不明白，这也是一种能力吧，像我这样的人，天生就没有。

“现在我在处里，业务上还过得去，李处长欣赏我，虽然累一点，但大体上日子还算好过，看不惯的人可以不理，看不惯的事可以不做，反正他们也不能拿我怎么样。不过过几年会怎么样，就不好说了，万一李处长走了呢？我也不想在体制内久待，要是有好机会就辞职了。”

江永的语气时而激愤，时而讽刺，时而惘然，更多的是失落，我只能提醒他：“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你这个人太直率，什么都写在脸上，还是收敛点吧。”

他顿了一下，像在对我说话，又像在自言自语：“再等等吧，希望能赶快分到房子，我也再积累一些业务经验和人脉，然后就可以辞职了。”





2011年，微博一夜之间爆发，成为最流行的社交方式。140字的小短文像疾速的小飞刀，割开了我们的表达欲——原来，我们可以在一个即刻就能得到回应的平台上和所有人联成一张大网，应接不暇的社会事件、全民参与的热点讨论、后浪盖过前浪的新闻报道——就连写诗的我都能在这里找到那么多抱团取暖的同道中人。评论、转发时时刻刻都在跳动，令人激动不已，一时间人人网、开心网黯然失色，碎片化阅读的狂欢时代来临了。

江永也放弃了写博客，毕竟，在MSN Space里孤独呓语，没有多少人关注。他发了一阵微博，凭借着毒舌调侃的功夫，一觉醒来，发现粉丝竟然涨了好几百个。

江永对新闻的热情又如电光火石迸发出来。从利比亚撤侨到动车追尾事故，从欧债危机到国家加大楼市调控力度，他从不放弃任何一个转发热点、发表评论的机会。他新闻嗅觉一如既往，对各种风吹草动都极为敏感，下手发微博之快，几乎可以和国内一些新闻平台做到同步。有时候我清晨醒来刷微博，发现他凌晨还在发消息。

偶尔，他的一些大V朋友也会转发他的消息，或在他的消息下发表评论，这时江永就会把这些转发或评论回复再次转发一遍。在看似风轻云淡的对话中，我能感受到江永心中某种迷幻的狂喜，仿佛通过这种形式，他在向他那两千个粉丝宣布——他和他最羡慕的同行们站在了同一条道路上，和他们谈笑风生，使用他们的行业话语，分享他们的职业荣光。

只是，微博似乎已经耗掉了他对生活的全部热情，现实中的江永越来越沉默。有几次我给他发短信，问他最近怎么样，他就说两个字：“还好。”



2012年11月，奥巴马连任美国总统那天，女友正式和江永分手了，她离开了这座过度干燥、点心又做得不精致的城市，回深圳去了。江永已经工作3年了，还没有分到房子，这一次，他没能打马虎眼混过去。

江永以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开始努力。他认为，女友之所以离开自己，完全是因为自己没钱、不够优秀。他不能再甘于平庸，他必须发光。

他意识到像以前那么“玩儿微博”是不行的，信息爆炸的时代，只有深度文章才有价值。他开始白天上班，晚上回家拼命写稿，为了练英语，每天晚上都听着BBC新闻入睡。工资就那么点儿，一个月所剩无几，索性连嘉和一品也不去吃了，一日三餐都靠食堂过活。省下的钱，全都用来买市面上稍有些影响力的杂志和报纸——他要学习模仿上面的文章，特别是《南方周末》，一大摞报纸堆在写字台上，比坐在椅子上的他都高。

江永后来给我说，有一天半夜醒来，他前一秒恍惚觉得自己还在河北老家，然后后一秒又听到手机里播报的英文新闻。在黑暗里，每个单词都像一块浮冰，而他就像一个泅水的人，漂流在这些浮冰上。朦朦胧胧之中，仿佛有一个巨大的美丽的泡沫浮现在他面前，让他触摸到了玫瑰色的希望——他终将起飞，总有一天，他将成为一名精通中英双语的精英记者。

努力了大半年，文章也算发了几篇，加在一起，得了一千多块钱的稿费。





江永在单位里已经好几年没评上“优秀”了。在某些时刻，他感觉自己做的事都是无用功：自己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可工资比单位那些混日子的人还少，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房价涨得更快了，他已经快30岁了，重新回到市场上和刚毕业的年轻人一起竞争，还来得及吗？“得不到”的焦虑演变成更多的愤怒——社会不公事端、恶性新闻案件、单位一些繁冗的程序，这一切都让他怒不可遏。

李处长被平调去了另一个局，单位统一的人事调配。江永舍不得李处长，在话别会上，眼睛都红了，李处长拍拍他的肩膀哈哈笑：“小江底子不错，以后继续好好干。”

他看不起新处长，“才华能力不及李处长一半，就是个靠溜须拍马混上来的小人”。终于有一天，他和新处长大吵一架，摔门而去，新处长指着他的鼻子说：“就你这样还想在体制里待着？早点收拾走人吧！”

有意思的是，几年后江永没走，新处长倒是抛弃发妻、下海经了商，听说他后来赚了很多钱。



江永消沉了好一段时间。有一次，他给我发消息：“感觉自己其实挺平庸的。承认这一点如此艰难，如此令人痛心，但却是我们大多数人必须要接受的现实。”

后来，一次单向街书店的讲座上，他认识了一个女孩，一家门户网站的文化编辑。女孩和他一样来自小地方，有小小的理想主义情怀，孤身一人在北京辛苦打拼。女孩最初在报社里做过两年记者，但纸媒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靠采编就能过上体面生活的日子一去不返，她有一种大船将倾的危机意识，于是跳槽去了网站。

在江永眼里，女孩浑身都在发光——并不是像前女友那样让他感到自卑的强光，而是淡淡的，像萤火虫一样，文艺又轻柔。他们约会吃饭，女孩带江永去了一家西餐厅，点菜的时候，江永说自己不怎么吃西餐，让她点。女孩便对服务员柔声说“凯撒沙拉”、“圣托里尼”、甜点要“提拉米苏”。江永听到那些充满异域美感的名字从女孩嘴里说出来，如此自然——哪怕他们出身相似，但很多控制江永一生的东西，比如他一辈子都难以摆脱的“土气”，对于这个女孩，却看上去那么容易地、轻轻抖抖翅膀就摆脱掉了。

女孩的朋友也大都是媒体圈的，有的已经转型，有的还在纸媒苦苦坚持。大家吃饭的时候，江永坐在他们中间，听着媒体圈的八卦，听他们针锋相对辩论对时事热点的看法，听他们讲普通记者如何因为一篇稿子跟主编吵得面红耳赤，甚至还有人问江永有没有看过美剧《新闻编辑室》——这一切，都令他感到无比舒适，无比畅快，就像离家久远的人回家了。

他拉着新女友的手，感觉他们的命运连在了一起。



婚后，他也认真考虑过——辞职，两人孤注一掷，一起站在青春的尾巴上疯狂一把。可这就意味着，他无法再给予妻子有安全感的生活了。也就在犹豫之际，单位里有一个到国外工作的机会，领导问他愿不愿意去——国外的工资可比国内高多了。

江永就这样被派到南美洲某国工作，为了和他在一起，妻子反倒辞了职，陪他远赴异乡。此后，我也只能从微博上的只言片语获得他的消息。

他似乎也过得不太快乐，有一次他在微博上写道：“每一天都是过去一天的重复。”后来，他发微博的频率越来越低，直到2014年初，彻底停了更。





再见江永，已是5年之后了。他从国外回到了原单位，经济上，他似乎也算是跨入了中产，请我吃饭的地方，换成了购物商场的精品连锁店。

如今，又是一个新时代来临了。纸媒已是日暮西山，江永单位西门外的报刊亭早已撤摊，江永念旧，想买一份最爱看的《南方周末》，却找不到地方买。江永妻子最早所在的报社也已关停，微博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微信横霸天下，是非成败转头空，新媒体遍地开花，各领风骚两三年。

驻外工作多年，江永感觉自己有点跟不上国内的节奏了。

刚回国时，他不会扫码付款，还像5年前一样，钱包里常揣着现金；晚上加班后站在路边拦车，“明明是空车，司机却怎么个个都不停啊？”后来还是办公室里的90后小姑娘教会他用滴滴打车。一切都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更别说什么P2P、区块链，人在南美，去哪里关注这些东西？”

唯一跟上时代步伐的是，早两年，他们夫妻俩中途回国休假时，拿出多年积蓄、加上啃老，终于凑够首付，在东五环外买了套房子。买房不久，北京市政府宣布搬迁到通州，小区的房价一路飙升。经过2016年的疯狂大涨后，如今这套房子总价几乎翻倍。

飙涨的房价——这个江永曾最痛恨的东西，现在反倒成了他资产保值最重要的板块、他生活安全感的最大来源。

我们聊了一会儿这几年各自的生活，他的话题自然而然就转到孩子上去了：“女儿已经两岁多了，很可爱。特别是叫爸爸的时候，我的心都要融化了。”说着说着他就笑了起来。

他的微信头像是女儿的照片，内容也多是女儿的卖萌照、生活点滴、童言无忌的可爱模样，偶尔会转发一些热门文章，但从不发表评论——在体制内多年，他已经深谙言多必失的道理，从不轻易对公共话题发表态度。

我已经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但还是问：“还想过要当记者吗？”

“当然会想。其实刚从南美回来的时候，想着房子已经买了，我又动了这个念头，已经把辞职信写好了——可老婆正好怀孕了。她在国外闲了几年，现在又怀孕了，没法找工作，如果我再辞职，风险太大，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房贷都还不上，只好再忍忍了。女儿出生以后，又要想着奶粉钱，现在出去当记者，从头开始，挣得还没有当公务员多，还得考虑孩子以后上学的问题……”他的话像是一团乱麻似的线头，一个线头勾连着更多的结，出现更多的线头，直到线头聚拢变成一张密实的网。

“工作怎么样？”

“事情越来越多，天天加班。”江永长叹一声，“但感觉自己走不掉了，我这辈子就打算在体制里待着了，不求当多大官，当然也不会混日子，还是要对得起工资，只求安稳过活就行。”

我说起自己少年时曾经非常迷恋过俄罗斯作家屠格列夫，看《罗亭》、《贵族之家》还有其他的短篇小说，里面的男主角总是理想远大、言辞激烈，却永远在现实中无法迈开那一步。说这些并不是在讽刺他，而是有点难过，就像最后看到男主角消失在俄罗斯寒冷的雾气中时，心中会涌起难过。

江永笑笑：“现在我身边都是些不看书的人，听你说这些，有点恍如隔世的感觉。”





那天，我们聊了很多，江永忽然跟我说起他小时候的事：

他母亲生弟弟那两年，他那不靠谱的父亲在外面做生意，欠了一屁股债，没钱交计生罚款。有一天放学回家，就看到村里的计生干部和挖掘机，他感觉自己就像《聊斋》故事里见鬼了一样，轻飘飘的——怎么早上家里房子还是好好的，回来就变成一堆瓦片了？

家里不敢再起房子，也为了躲债，母亲带着他和弟弟东住一天、西住一天。有一天晚上正在舅舅家睡着，母亲突然把他推醒：“起来，赶紧起来！我们赶紧去外婆家！”

母亲抱着弟弟走在前头，他跟在后头。他想起书上看到那句，“惶惶如丧家之犬”。抬头看见夜空里硕大的星星，像是另一个遥远世界的钻石。本来昏昏欲睡，忽然就清醒了，甚至整个人都心明眼亮起来，他一下开窍了，知道自己以后必须好好学习，别无他法。

等考上北京的大学，江永被整个村子传诵一时。不过，真正让家里扬眉吐气的，还是他考上公务员的消息。父亲在地里干活，都有人过来点烟，客客气气的：“老哥，这下你可是在中央有人了哎！”

说话的人就是当年推了他家房子的计生干部。



“也许我潜意识里从来就没有想过真正要离开吧。当公务员，工资虽然不高，却还是有安全感。”江永像在跟我倾诉，又怅然若失，像是在对自己说话。

他很快转移了话题，开始跟我讲他在南美的经历：南美人热情奔放、浪漫潇洒，不像中国人，想那么多，活得那么累，恨不得生下来就要把葬礼都安排好才有安全感；除此以外，那里还有绿顶鹦鹉和花冠伞鸟，在丛林间倏忽飞逝。

夜幕升起，江永描述的那些离奇的五彩幻影似乎就在餐桌旁的玻璃窗上游移，一个我向往却没有去过的世界。我想起做奥运志愿者那年，江永深夜骑着自行车带我回学校，那时候我们都相信自己会有一个光芒万丈的未来。绿顶鹦鹉、花冠伞鸟和自行车上飞起来的裙角，在这一刻交叠。

我这才明白，我们必须在这些繁乱的光之中做出选择，就是那些做出或没有做出的选择，最终成为了我们的一生。